资中筠：关键在于立宪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关键在于立宪

© 资中筠／文

资中筠

　　我国有关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的正史与野史中，多提到袁的美国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主张中国实行君主制一事，有的甚至说严复等人是受了古氏的影响。根据就是一九一五年八月三日的《亚细亚报》发表了古德诺所撰的《共和与君主论》，被“筹安会”作为拥袁称帝的有力依据，在其八月十六日的正式宣言中说“世界共和之先达”美国的大政治家古德诺博士也说“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这样，美国顾问主张中国复辟君主制几成定论，推论下去，似乎这也代表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笔者偶然从美国档案中见到此事的原委和古氏备忘录的原文，感到需要对有关各方的态度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分析。 
　　这件事在《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一九一五年卷中有详细叙述。根据当时的美国驻华代办马慕瑞（John van A. MacMurry）发回国内的报告称：时任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于七月中旬从美国回到中国，下车伊始，袁即要求他提交一份比较各国政治制度，并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备忘录供他本人参考，当时古氏对袁有称帝的意图全然不知，只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份理论探讨的文件。“筹安会”的声明一出，古氏大呼冤枉，立即致函美国驻华公使馆详细说明情况，并附上他为袁世凯写的备忘录全文，同时在报上发表声明，禁止把他的名字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样的话连在一起，并重复了他在备忘录中与中国有关的一段说法，说明他从未主张中国现在恢复帝制。 
　　关于列强对此事的态度，在马慕瑞发回国内的报告中也有所表述：马氏首先检讨自己过去对“筹安会”的活动估计不足，未给予应有的注意，说现在看来此事声势相当大，已得到多数内阁成员和最有势力的军事领袖的支持，甚至一些一向与共和运动关系密切的留过洋的少壮军官也在不同程度上同情恢复君主制，而反对者似乎只是学理上的，看不出强有力的抵制行动，中外观察家大体上都认为现政府牢牢掌握着局势，任何反对的运动除非得到日本的支持大约都成不了全国性的气候；广大老百姓只要政府的管制和税收不太苛刻，对政体是漠不关心的。至于外国，总的态度是：如果中国人认为有可能恢复他们传统的政体而不引起革命或破产或外国干涉，那就好，但是对于能否做到这一点，各国估计不一，云云。这就是当时列强对复辟运动的估计和态度。当然，关键人物是袁世凯，当时列强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的确看好前者，认为他是能够维持稳定局面，从而保护外人在华利益的“强人”。包祜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还没有像今天那样热心向中国推行民主制度。袁当总统或当皇帝对他们都不重要，中国人民享受什么权利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但是他们高估了袁的地位和势力，低估了当时中国要求共和反对复辟的潮流。以后事实的发展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那么古德诺的备忘录全文究竟说了些什么呢？经笔者仔细核对，当时公开发表的中文本与美国外交档案中的英文本内容完全一致，唯一的不同是英文本有小标题，中文本无。中文为文言,应是译文，流畅而忠实，似出自高手。但为方便今之读者，本文的介绍和引文仍用笔者自译文（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备忘录》实际是一篇学术论文，相当长，分六大段，各冠以小标题：一．“君主制源起于个人”，二．“欧洲诸共和国”，三．“各拉丁共和国”，四．共和国的经验教训，五．列强不允许乱，六．对中国的需要的思考。 
　　前几段叙述君主制的起源，比较英、美、法共和制的成败经验，拉美各国何以动乱不已等等。反复强调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并非取决于人民自觉的选择，而是实际生活的需要、历史传统、人民习惯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力量。君主制的建立源于能够进行英明统治的强有力的个人，其巩固则取决于继承问题得到很好解决。共和制成功的条件则是教育普及，人民知识水平高，有长期自治和参政的训练及经验以及完整的、为全体人民所熟悉的产生国家领导人的制度（也是解决继承问题）。文章强调，在一个人民教育程度很低，又无宪政经验的国家里要通过共和制来产生继承人（即选举总统）很难成功，其结果往往是出现最坏的军人独裁政府，最好也不过是在各派力量争权中混乱与相对安定的局面交替出现。 
　　关于列强的态度，文章说得很坦率：当前欧洲列强将不允许与它们利益有关的国家长期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因为它总是伴随着动乱。列强可能并不关心别国实行什么制度，但它们要求这些国家局势稳定以保护它们的投资利益，如果因政局动荡而损害其利益，它们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干涉，直到破坏有关国家的独立，甚至直接接管该国政府。“在现代条件下，各国都心须制定某种能够维持安定的治理方法，否则就得置于外国控制之下。” 
　　他对中国的主张是，根据以上理论和条件衡诸中国：人民教育程度既低，又一向习惯君主专制，从无参政经验，顺理成章的结论显然是不适宜实行共和。中国要继续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维持下去，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这应是渐变的过程而不是突变，因此，“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宜于中国，这是不容置疑的”。根据中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条件及其与列强的关系，作为一个君主国比作为一个共和国来完成这一渐变要容易得多。可惜清朝末年未能完成已经开始的制宪就被推翻，否则按照一个指定的委员会的设计有步骤、有秩序地实行立宪，情况会好得多。有一个公认的皇族，也较易解决继承问题。辛亥革命四年来实际上继承问题（即下一个总统如何产生）并未解决。但是中国人民对满清的异族统治积怨太深，早就想推翻它，不可能让它维持下去，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推翻王朝后除了建立共和国之外别无选择。 
　　那么既然已经建立了共和国，是否应该恢复君主制呢？这才是当时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古氏恰恰回避了正面作答，只说要十分慎重，提出了由共和变君主制的几个必要条件：一．不会遇到国内人民及外国的反对，以致引起动乱，维持目前安定的局面至关重要；二．一定要解决好继承问题，使国人对此没有疑问，因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最重要的优越处就在于较易确定继承人，但是尽管皇帝比总统在老百姓心目中权威更大，也不能由君主本人单独指定继承人，而是要建立一个得到承认的制度和程序；三．必须预先计划好实行宪政的方案。中国如果要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必须在人民中间激发起更大的爱国精神；国家要抵御外侮则必须有更加强有力的政府，而强有力的政府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为激发爱国精神或是为取得人民的支持，都必须让人民更广泛地参政，有较强的参与感，同时使人民感到政府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对政府的行为能有某种程度的控制。 
　　最后，古德诺说，以上三个条件是否能实现，只有了解中国并对它的前途负责的人才能作出判断。 
　　在八月十八日对报界发表的声明中，古氏基本上扼要重复了以上观点，并特别声明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情况下君主制都优于共和制，而是认为视国情而异。中国的国情一般说来更适宜君主制，但是现在要从共和制回到君主制，就需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记者追问他是否认为中国具备这些条件，他仍然拒不作答，重复了备忘录最后的几句话。 
　　备忘录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从学理上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立论相当严谨的，其对英、法、美制度的比较和对拉美国家的看法也与一般的共识大体上差不多。关于中国，有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视的是，全文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是“立宪”。在论述共和制与君主制的优劣时，其出发点始终是如何对实行宪政更有利，绝不是指恢复旧式的君主专制。英国是君主立宪的典型，文中没有多加论述，因为这一前提对他说来是不言而喻的。古德诺反复强调的两点——继承问题和人民的教育程度及参政经验——证之于近百年的中国政治史的确都很重要。如果一般地说君主立宪比直接实行共和更适合某国的民情，也无可非议，因为问题不在名义上是什么国体，而是实质上人民有多少发言权。至今英国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都还是“王国”，其实质上的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远远高于许多号称“共和国”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 
　　问题在于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特定情况应该怎样看。对于中国是否回到君主制，古氏坚决不表态，而是提出上述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实质上都与宪政有关。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学家，他注重的是建立一个为国民（people）普遍接受而所有人（包括君主）都要遵守的制度。归根结底还是必须立宪。他用的“people”一词大约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人民大众，实际是指各种可能对政治起作用的社会力量。重要的是这些力量不会引发足以引起动乱的反对行动。换言之，如果袁世凯真能做到力压群雄，一时无人反对，也还不够，还必须做到身后也不会因争继承权而引起动乱。袁要传子也可以，只要传子的制度通过立法得到确认（按：这最后一点是笔者的发挥，古德诺并未明说，但是对恢复帝制最热心的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显然这些条件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洪宪”朝廷在全国讨袁声中八十三天而亡，印证了古氏的第一个条件就不具备，其他两个就更不用说了。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戊戌变法已经失败，而且是以人头为代价，证明在中国要在君主制度下“有秩序地”逐步实行宪政是行不通的。在这点上，古德诺的诊断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他把辛亥革命的原因归于中国人反对异族统治，那可能是由孙中山最初“驱除鞑虏”的口号得出的印象。事实上辛亥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国的君主专制王朝不可能自觉地完成立宪的任务，与其民族属性无关。晚清之所以政治动荡，各种改革和革命运动蜂起，主要不是满汉之争，这毋须赘言。这位美国学者看到了人民教育程度和参政能力对实行共和的重要性，却没有看到在君主和王公大臣这方面顽固的传统和缺乏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对实行宪政形成不可逾越的阻力。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根深蒂固，最高统治者从来是超越一切法律制度之上的，而“立宪”的实质恰恰是要把宪法置于君主之上，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要君主自觉地自上而下来实施等于缘木求鱼。诚然，在晚清所处的那种特定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不用说光绪，即使慈禧本人也被迫接受了某些变革，还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但是这离真正的立宪差得很远，而且随时可以翻过来；另外，这种变革只有在王朝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候才被迫实行，此时君主已没有古德诺所说的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优越条件；而如果王朝强盛，还有威望，就不会感到有变革的需要，这是在中国国情下的悖论。这一国情与查理二世的英国，与拿破仑称帝时的法国相去十万八千里。清朝末年的中国也出不了彼得大帝。所以古德诺为清王朝未能完成宪政即被推翻而惋惜，说明他确实不了解中国国情。但是他在其他方面并没有错。中国在号称建立共和制之后真共和了吗？共和以来哪一部宪法能约束得了最高掌权者？对最高统治者的位置的继承或接班之争长时间没有正常的机制，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反复、内乱、各派势力的争夺和外国的干涉乃至公开侵略，人民真正的参政如此难产，不都让古氏不幸而言中了吗？ 
　　古德诺的观点与梁启超不谋而合。一九一五年八九月间梁启超发表的文章和答记者问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旁证。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是反对建立共和国，主张君主立宪的。而在一九一五年却坚决反对复辟君主制。在袁世凯假惺惺一再表示自己不称帝时，梁多次上书对他表扬，对“筹安会”诸公的论点进行尖锐的批判。在实质上，他的主张前后并不矛盾。八月二十日发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大意是：共和制或君主制是国体，宪政是政体。国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体。他当年反对共和制是认为在现行国体下群策群力进行政治改革可能还有希望，而国体一经破坏，人民对新国体尚不适应，骤然蜕变，“其危险痛苦将不可思议”。自辛亥以来数年间的事实已证实了当初的估计。现在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起，实在不理解也不能同意。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还有一段话，他说，古氏所作各国政体的比较，以及抽象地论君主制、共和制之得失等诸论点其实很浅近，本人早已有大量论述，可以说古德诺是“无意中与我十年间旧论同其牙慧”，但是现在这么浅近的道理“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独惜吾睛不蓝、吾髯不赤，故吾之论宜不为国人所倾听耳”。君主制、共和制的利弊问题应该讨论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初，那个时候“诸公安在？”现在时机已过，主要是“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用大白话说就是“经不起折腾了”），关键还在于是否实行宪政：“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这是他的意见的实质所在，因此先反对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称帝并非前后不一致。古德诺的主张实质上也差不多，不过他没有明确反对回到帝制，而是提了一些条件。他是外国人，这样做也有其分寸。梁启超对于“筹安会”所说古氏主张恢复君主制表示一定的保留，在文中加了一个注：“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并未尝有此主张。”在九月四日答英文《京报》记者问中，梁又提到古氏的论调自己早已说得“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现在这位外国博士所述只得其半，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可见得梁氏对当时重洋轻华之风是十分愤慨的。看来那时梁已读过古氏《备忘录》的全文，他对于复辟三条件中的第一条：不遇到强有力的反对，认为到了国体必须变更之时已无反对之余地，只有“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才会昌言反对。因此他比较悲观，以为复辟能够实现，然后又要引起一片混乱。事实证明这点他又估计错了，最后连他自己也加入到了讨袁的行列中。 
　　古德诺在提交备忘录之前是否已经知道袁有称帝意图，已不可考。因为直到那时为止，袁世凯的公开表态还是坚决不当皇帝的。但是从古氏备忘录的内容来分析，不见得对存在主张恢复君主制的势力毫无所知，否则“从共和回到君主”的命题从何说起呢？不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窃以为，古德诺不见得看不出来以当时中国之乱，派别林立，他所提出的条件很难做到，袁世凯作为大总统办不到的事——不论是统一中国还是立宪——难道一当皇帝就能办到？不过他的备忘录是在那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应袁世凯之请提出的，不可能不被袁所利用，这点除非他真的是书呆子，本应估计到。 
　　严复、杨度诸君子都是饱学有识之士，他们的爱国热忱不容怀疑，在他们探求救中国之道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在这件事上证明是错了，但是在当时他们各自一定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有其自成逻辑的思路，不可能是受了洋人一篇文章的蛊惑。其中严复是最德高望重，对西学研究最透，主张变革最力的。他的一贯思想比较清楚。与这件事有关的主张，简言之就是：中国之患在于愚、贫、弱，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所以根本在于发展教育，开启民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这是他的名言。对于西学，他认为首先应学习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然后再实行政治变革，否则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他在思想上引进西学比康、梁更激进，而在政体变革上却主张缓行。他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但谴责康、梁戊戌变法的做法是“卤莽灭裂，轻易猖狂”，结果是“幽其君而杀其友”，自己倒逍遥海外。依了严复，西太后天年易尽，到那时光绪政权独揽，徐起更张，就能顺理成章地变法成功。对于辛亥革命他当然反对，理由这里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他特别反对把矛头指向满族，认为这必然引起民族分裂，而中国之败，汉人也不能辞其咎。这点，孙中山后来也改正了。到“筹安会”成立时，根据严复自称，他是被杨度强拉进去的。严表示自己是赞同君主立宪，但是谁来当这个君主，是绝对难题。显然他并不拥戴袁世凯，对此事尚有所犹疑。但是杨度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第二天就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公布的名单。帝制失败后，严复说，他当时没有断然发表声明表示否认，以后也就不好再辞其责。但是他仍认为“弃共和而就君宪尚未大差”，错在有人自矜手腕，想做到一致赞成，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是非常失策的。他还认为袁之失败不在于他称帝，而是在此以前已经有一系列过失，因而不得人心，但是当时的中国，舍袁无旁人可以领导，因此他也不肯参加劝袁退位的行列，反而认为如果袁世凯还有良心就该毅然负起收拾局面的责任来。可见严复主张君主立宪是一贯的，在先后有关这一事件的种种论述中未见提到过古德诺的名字。

　　逝者已矣。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仁人志士纷纷探求救国之道，各自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思路，其中都有合理的成分。很难简单地说主张君主立宪就一定反动，主张立即实现共和制就一定进步。如梁启超、严复等人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激进”，在那个问题上又显得“保守”，有他们自己的思想逻辑，并不那么不可理解。不论国体如何，关键在于立宪，而要实行政治改革，开启民智先于一切，这在原则上都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按部就班、好整以暇地进行改良，这是中国人民的不幸。无论如何开启民智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有一个“训政”期。问题不在这“训政”期有多长，而在于如何“训”。可惜的是中国在“共和”的名义下掌权的人物绝少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去“训导”人民，更多的是相反，生怕民众被外来思想启发出要自由要民主的觉悟，而实行愚民政策，致使“开启民智”一直是未竟的事业，实行民主的条件迟迟不够成熟，这是怪不得洋顾问的。事实是在古氏备忘录之前“筹安会”诸公基本主意已定，在梁启超为之痛心疾首的崇洋风气之下，抬出洋博士来可以多一个说服国人的有力依据，是很自然的。当时读文章的人大约没有兴趣去作学理的分析，其注意力可能在“君主”而不在“立宪”，在这个意义上古德诺的文章客观上成了支持复辟舆论的一部分，也许这是他急于辩解的原因。不过至少严复等人的观点与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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